蓝球主刀:视野宽,刀犀利,老古带着一众写手共建一个全新帐号,用笔刀解剖世界,用全球化视角解读这颗蓝色地球
中秋佳节,带孩子去爬了个山,回来晚上跟朋友一家聚会,愉快充实地度过了一天。聚会最后聊到口罩问题,激辩一个多小时,直到我们成为最后一桌,人家都快关门了我们才离开。通常情况,虽然我对这类话题很感兴趣,但朋友聚会我是不会主动发起这种争议性话题的,因为没有一定的思辩能力,很难 get 到其中缜密的逻辑推理过程,讨论容易被情绪左右,且容易不欢而散。好在,我这位朋友专业上跟经济学相关,最近的工作也跟公共管理类课程有关,所以就聊到了口罩问题。讨论在友好激烈的氛围中完成,虽然这个话题写过很多篇文章,但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简单记录一下昨晚讨论的核心要点,也进一步澄清一下一般人不容易看懂的逻辑问题。1.逻辑一模糊,政策就随意
朋友看过我那篇《口罩涨价的逻辑》,但表示并不认同。朋友的核心观点很简单:口罩在疫情突发时期,变成了公共品,所以需要政府管制。我的反问也很简单:口罩成为公共品的逻辑转换点在哪里?怎么判断?谁来判断?- 其二,口罩现在生产已经回归正常,已经退出所谓「公共品」的行列,而在疫情之前,也从未受到类似紧急管制。也就是,口罩还是那个口罩,但对它的定义和归类,从一个「非公共品」变成了「公共品」,然后又变回了「非公共品」,那么这个转换的标准是什么?谁来制定这个标准?根据什么来判定标准是否恰当?
讨论到最后,朋友也明确说无法准确定义这么一个逻辑转换点。我集中聚焦的问题其实很明确,那就是由逻辑模糊带来的政策随意性,也就是行政人员行为的不确定性。如果我们不能在逻辑上清晰指出口罩变成「公共品」,又退出「公共品」的转折点,那么在逻辑上,我们为什么却要相信别人有这个能力?有朋友说,某些部门有这个能力,比如卫健委,他们会根据形式来确定是否应该接管口罩的生产。这可能是历史事实,但仍然并没有回答我提出的问题,那就是他们根据什么逻辑和标准来判断其中的转折点?今天讨论口罩的话题应该不算敏感话题了,那么即便今天去问那些疾控专家,什么时候以什么标准来判定口罩应该划入「公共品」,我相信他们也给不出明确答案。很明显,这个逻辑模糊必然会带来政策的随意性,今天可以把口罩定性为「公共品」,明天就可以把土豆、萝卜、白菜做出同样的定性。实际上,这样的新闻随后就发生了,疫情期间卖白菜涨价就被处罚了,处罚的依据当然是振振有词,但这些依据经得起逻辑和历史的考验吗?所以,我昨天晚上跟朋友说,科学、学者的作用,绝对不应该是给政策背书,而是进行清楚地逻辑界定。逻辑必须是清晰、锋利的,如刀锋一般锋利。在对与错、是与非面前,有一道清晰的界线。我们常听人说,现实不是非黑即白的,很多的灰色地带。这话没错,但逻辑本身不能含糊,勾股定理如果是含糊的,大楼就没法盖;牛顿定律如果是模糊的,苹果都不知道该怎么落。经济学规律如果是模糊的,政策就一定会随意,因为对了是它英明,错了是执行不力。2.公共品的定义本身就有问题
传统经济学中,对公共品的解释,一般是伴随「外部性」这个概念展开的,认为某些物品有正外部性,所以政府应该鼓励生产或者是干脆由政府生产。公共品(public goods)是指这样一类商品:将该商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;无法排除他人参与共享。相比之下,私人品,如面包,如果被一个人消费,就不可能被另外的人消费。由于私人提供公共品普遍不足,政府必须介入以鼓励公共品生产。
这个的定义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,当然「外部性」这个概念也有很大问题,暂且不表。很明显,即便是按照萨缪尔森的定义,口罩也很难被划入「公共品」的行列。原因很简单,口罩和面包一样,如果被一个人消费使用,就不可能同时被其他人消费。我在讲解张五常《经济解释》的时候,讲过这个问题,能够被严格定义「公共品」的只有知识,而且是知识本身,不是知识的载体。关于公共品的定义问题,这里不作展开,也不是昨天晚上的讨论焦点。回到口罩问题,还不仅仅是是否定性公共品这么简单,这背后还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。最简单的一个逻辑问题,如果口罩被定性为公共品,那么生产口罩的那些原材料是不是也要做出同样的定性?比如生产口罩的核心原料熔喷布,还有鼻梁筋、耳挂,生产口罩的设备、工具,以及最重要的人工。这些都是口罩生产比不可少的生产要素,口罩都被定性公共品了,生产口罩的原材料不被定性,又该如何实现管控呢?而一旦生产口罩的原材料也被定性「公共品」,那这个逻辑就可以一直被追问下去,在哪一个点可以停下来?跟前面的分析一样,这些追问如果得不到清晰的逻辑答案,那么一定就会出现模糊的政策,一定会带来一些不必要也不想要的后果。3.清晰的错好于模棱两可
1978年1月,邓小平同四川省委书记谈农村和城市政策问题时说:我还在广东听说,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,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,怪得很!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,怎么能行?农村政策、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,各地也要清理一下。
电视剧上演的是真的,那个年代,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,养五只就会被定性为资本主义。类似的还有「七上八下」,也就是雇佣工人不能超过七个,超过七个就是资本主义。这些问题今天看来好像很不可思议,但在当时的当事人来说,一个定性,那几乎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。今天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定性方法是错的,但它仍然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标准,三只或是五只,七个或者八个。错误的标准,我们还能清晰地发现问题所在,还可以就具体标准展开讨论。没有清晰的逻辑界定,政策捉摸不定,人为随意性就会很大,就会有人喜欢层层加码。至于为什么层层加码可以参考下图。
(上图:设置路障防止福田街道偷渡到益田街道)
公共品的定义是模糊的,紧急状态的定义也是模糊的,模糊×2就是双倍模糊。结果就是,有人喜欢随意造词,紧急状态、居家管理、临时静默,等等吧,伴随而来的便是对口罩等等各种物品的管控。公共品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,由此导致了各种错误的逻辑推理,最后是糟糕的政策指导。混乱的根源,就在于定义的模糊。所以,一旦没有了清晰的定义和界定,那就很容易导致权力的肆意妄为。科学要划界,要给出准确清晰的定义,需要有清晰的逻辑界线,同样对于结论需要清晰的判定,绝不能模糊两可。模糊两可、和稀泥式、平衡各方利益,那是政客的手段,但不是科学的方法,也不应成为学者的思维方式。题图:Isaac Levita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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